无尽的前沿

提到汉唐两代，民间印象中的伟大帝王不外乎以下几位：斩白蛇起事的汉高祖、击匈奴于北庭的汉武帝、刘秀的光武中兴、天可汗李世民的贞观盛世，当然还有开元盛世与安史之乱中的双面唐玄宗李隆基大才子。不过正如舞台上的主角往往不是演出的掌控者，这些光耀后世的名字对于历朝历代统治制度上的贡献到底有多少也值得商榷，而第一、第二中华帝国时期各自从制度上奠定后世统治基础的两位却由于种种原因被后世的历朝史家刻意淡化甚至转移了焦点，这相隔了七百年的两位就是前后汉之交的王莽和初盛唐之间的武后。

先说唐代这位女皇，抛开种种关于武女士的八卦不谈，单从执政成果来看，从初唐到盛唐仅仅用了半个世纪，这很难说不是武后的功劳。我在这个系列随笔的开篇已经提到过这个问题（《剑桥中国史》随笔（一）：门阀之末 官僚之初》 http://algolwoo.blogbus.com/logs/11366811.html），首创科举的虽然不是武后，但她真正从根基上稳固了这个制度，自武后朝开始贵族政治在汉族王朝里再也没有进入过主流，这也许与武后非门阀的出身有关，她宁愿相信并依赖非贵族出身的官员来统治这个庞大的帝国，幸运的是这正是后世历朝成功的榜样。

而王莽则更是一个争议人物，他的短暂统治不能说是成功，同时篡位弑君的恶名与其相伴两千年之久。与武后不同，王某人的贡献不在于其成果，而在于其方法成为后世尤其是宋、明两朝仿效的对象（也许是略同也许有参考。。。）。首先有一点我们要明确，王莽接手的不是一个朝气蓬勃的新王朝（难怪他改国号为"新"），前汉末年由于中央政府衰弱和严重的土地兼并，国家的经济已经是一摊扶不上墙的烂泥，王莽之错不在于他本身方法的错误，而在于这样一个羸弱的躯体已经无法承受如此猛药了。王莽的改革主要包括土地改革（均田）、经济改革（盐铁酿酒铸币专营）、货币改革（减低货币成色）、税收改革（什一税）、公务员改革（歉收年减官员俸禄），同时致力削弱地方贵族势力，后世宋代有范仲淹庆历新政、王安石熙宁变法，更有明代张居正通过改革硬生生给崩溃边缘的明帝国延长了百余年的寿命，这些大大小小的变法其宗旨无非也就是王莽这一套东西，因为他们所面对的问题归根到底都是王朝中后期严重土地集聚所造成的财政税收问题（《剑桥中国史》随笔（八）：十六世纪的瓶颈困局 http://algolwoo.blogbus.com/logs/22610142.html），同样宋代的范、王就不如明代的张来得成功，这也许是和宋明两代不同的经济基础有关，也许完全就是纯粹的运气（可怜的北宋）。

p.s. 读了一半的剑桥明代史再倒回去读剑桥秦汉史，果然是有些新感想的。。。

"明之亡，名亡于崇祯，实亡于万历"，史学大家们这样说。关于中国历史上这最后一个汉人王朝有着说不完的话题，而关于明亡清兴之际的纷乱事件更是无从下手，这里对于南明的话题我推荐顾准老师的杰作"南明史"，就不多说了。。明之灭亡，可以说是亡于经济，但不是亡于经济不发达，从某种角度来说是亡于经济太发达。

明代的士大夫们可以算是幸运的，在经历了蒙古的短暂统治之后，宋代的程朱理学勉力支持到了明代，诞生了大儒王阳明，其创立的"心学"将禅宗融入儒学，统治了其后数百年的儒家主流，而明代的儒家官员们得此教化，成为了史上最以直言求死闻名的一群，那些御史们一个比一个猛，猛到连皇帝都害怕的地步。。在如此的局面下，为何明代的统治在太祖、成祖之后便一路下坡而不可收拾呢，其中固然有西方学者传统的土地集聚理论（即王朝初期接近平均分配的土地渐渐集中到权贵手中，而权贵手中的土地是免税的，因此国家就陷入税越收越少，民众负担越来越大的恶性循环中，直到王朝灭亡，一切重新来过），但儒学培养机制的先天不足更是致命伤。

明代的商品经济在宋代的基础上发展，尽管有蒙古的毁灭性破坏，但到了十六世纪依然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如果此时国家政策改为以经济为武器，那么不仅是北方的蒙古，甚至更遥远的国度也将被明朝这个经济巨兽吞噬。可惜明朝偏偏又是一个如上所述以儒学立国的朝代，而儒学传统的教育是教化重于实际、理论重于实践，当时历代明政府在执政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问题多数是经济问题。在张居正时代，这个被称为"耀眼暮光"的十年里，讲求实际的首辅大人以个人力量收拢了支离破碎的政府架构，为明朝又延长了将近一个世纪的的寿命，当时著名的言论大意如此："尽管我给他（某地方官员）一百万他能给我贪掉五十，但事情确实可以办好"，言下之意很符合民间对于官员的四等划分——能干而不贪>能干而贪>不能干而不贪>不能干而贪。儒学教育对于经济、理财专业人员的缺失造成了明帝国十六世纪的困局，民间商品经济蓬勃发展，而国家却不能从中得到一星半点的好处，依然在农业税收问题上纠缠不休，失去商业税和海关税的后果是严重的，明亡之时国库空虚到难以想象的地步，而此时的民间尤其是南方却是富商云集的场景，不然也不可能支撑南明政权维持战争状态如此之久。

最后，"天子守边"的神话也是促使明代经济早早出现崩溃前兆的重要因素。中国历史上的首都位置有逐渐东移、南移的趋势，这一方面和关中、关东、黄河平原生态环境的逐渐退化有关，另一方面也和南方更为优越的水热资源逐渐得到开发有关，明代是历史上唯一一个自南而北统一中国的王朝便可以证明此时南方的优势之大，而且华北地区被辽、金占领多年，此地在蒙古入侵期间是破坏最为严重的地区，实在是没有成为首都的条件。但人算不如天算，朱棣发动靖难之役的大本营既然是幽州，那么蒙古习气甚重的他以此为都也就顺理成章，于是乎，唐代年年从南方运粮接济首都的历史重演，为明朝的政府开支添上了重重的一笔，而漕粮的长途转运也对水利设施的维护提出了极高要求，说明朝政府成天在为钱发愁应该是不假的。

个人一向认为，蒙元对南宋的征服就如同三百多年后满清对明朝的征服，打断了中原文明发展的历史步伐，特别是商业文明和市民社会的发展脚步，但现在看来，前一次征服的历史影响要远远大于后一次，并且其中的利害关系错综复杂，很难说在文化上功过孰大。

大家可以普遍接受的是，蒙古作为一个氏族社会，在管理文明程度远超自身的中国时遇到了很多的问题，他们的解决方法不能说不聪明，用这种带有明显民族歧视的方式来区分蒙古、色目、汉人和南人其实在当时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再加上严格的户籍制度来限制居民流动和职业变更（今天的社会也许还不如宋朝开放和自由～～），于是在忽必烈时代对南方的吞并呈现为一种极大的成功，元朝的势力也在忽必烈之孙铁穆耳统治时期达到了顶峰。但是这种部落式的管理方式对于中国来说毕竟水土不服，其后的元帝国便在草原方式和中原方式之间摇摆不定直至灭亡，而其统治者对汉文化的接受程度也从未达到过金帝国的水平，"汉人所观察到的蒙古人对他们大一统文化的尊敬，事实上是蒙古人奉行的不论何时何地都要最大限度的为蒙古利益服务的实用主义决策"。这百余年的蒙古统治，不但打断了宋朝的文化开放和阶层流动，还对明朝的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蒙古人军事上的巨大成功和有宋一朝的积弱形成了鲜明反差，这种反差对于朱元璋等明帝国上层来说肯定是印象深刻的，由于"蒙古军事力量的这个特征正好填充无法解决的中国制度上的缺陷"，因此明朝沿用了"官、民、军、匠"的户籍制度，并且在军事领域照搬了许多蒙古式的称谓比如"卫、所、千户"，当年赵匡胤对于晚唐五代时期藩镇割据的制度大清算至此也就寿终正寝了。

蒙据时期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士大夫势力的削弱，元代的儒士（除了那些不愁吃穿可以舒舒服服做隐士的）要么不顾体面的去做小吏，要么走向民间做那些更为传统鄙视的行当比如教育和戏剧，"蒙古人统治最重大的后果就是使汉人精英的社会作用得到了暂时的传播扩散"，而这个方面的社会影响应该得到正面的关注。当儒家精英走向民间，整个中原汉人社会的文化层次便在元末明初得到了意料之外的提升，这为明末南方市民社会的充分发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明亡清兴之际，满清军事贵族们惊异的发现，他们在传统中柔弱的江南却遇到了最为顽强的抵抗，而且多有民众自发，这种民族主义和社会意识的体现也许还要部分归功于元帝国的短暂统治吧～～

金和清是中国历史上两个由通古斯民族建立的王朝，两朝统治阶级的发迹史也是惊人的相似，阿骨打和努尔哈赤分别有着辽和明的东北边庭武官头衔，而当中原王朝走下坡路时，两人也都抓住机会迅速壮大起来并取而代之，当然这点上后金更为成功，其建立的清帝国实质上而言是中国幅员最为辽阔的王朝（历史上的传统中原汉人王朝东北边境从未超出辽河，也从未真正控制西藏）。

作为文化和人种上一脉而承的政权，金与后金自然有许多可以八卦的地方～～"金"这个国号源自于女真完颜部的故乡——按出虎水（ancuqu），在女真语中ancuqu即为"金"，而在满语中"金"为aisin，这个词也是满洲皇室给自己起的姓氏"爱新觉罗/Aisin Gioro"的一部分。女真最初的官制中，臣僚们有"勃极烈/bogile"的头衔，这是个女真语老词，大致是酋长的意思，后来在满语中演变为beile/贝勒，早期基本还是女真原意，后来渐渐成为一种单纯的宗室爵位，贝勒的第二代就成了贝子（这个比较缺乏创意～汗）。女真的猛安谋克制度和满洲的八旗制度也有着很多共同点，就像清军入关之前旗人包括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金朝的谋克也包括女真谋克、契丹谋克、渤海谋克、奚人谋克、汉人谋克，这些金朝的所谓猛安、谋克和后来清朝的牛录，其实就是军事行动时计算兵员的单位，猛安大致类似于蒙古千夫长，谋克可能更多的指村庄而不是简单的百夫长，7～10谋克1猛安，满洲的牛录满编是300人，5牛录1甲喇，5甲喇1固山（旗）。

p.s. 个人发现《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中那些辞源学考据的内容相当有趣，譬如爱新～～

作为公元1000年前后北方边境一个短命的异族王朝，契丹所建立的辽政权在前有突厥后有蒙古的历史长卷中显得那么无足轻重，而其在面对东部边境新兴女真人时的迅速崩溃也成为后世游牧王朝统治者排斥汉化的重要理由，但是如果你从当时的西方看中国，将会有别样的感觉。唐帝国在安史之乱后放弃了西域地区，此后数百年间东西方交流的陆上通道便被遮断，在中国北方和河西走廊出现了多个短时兴替的割据政权，而契丹势力在公元9世纪末的崛起适时取代了唐帝国灭亡后这个地区的权力真空达两百多年之久，其后的西辽（喀喇契丹）转而控制东突厥斯坦地区直到成吉思汗蒙古人到来，因此在西方人看来此时的汉族中国完全为契丹族中国所包围，斯拉夫语系中"中国"一词便是"契丹"的音译（Kitaia）。

契丹辽也是此后金、元两代管理多民族中国时那种类似原始联邦制方法的鼻祖，其时创立的五京（上京 内蒙古波罗城 918～1120；南京 辽宁辽阳 929～938 北京 938～1122；东京 辽宁辽阳 938～1118；中京 河北宁城 1006～1121；西京 山西大同 1044～1122）并不是汉文化里那种皇帝和中央行政机构轮流驻守的治所，而更具有地方行政中心性质，东京、中京分别为管理被征服的渤海和奚而设立，最晚设立的西京可能更注重于对付西夏的袭扰，而上京和南京则分别对应北府南府（包括南北枢密院和南北大王），各自管理契丹诸部和北部中国汉人。从契丹文明的发展来看，整体是逐渐汉化的过程，期间夹杂着以王位继承政变为主要表现形式的部落传统文化反扑，而在其灭亡前的五十年里正经历着最大的一场反汉化浪潮，面对金的军事压力，北方诸部迅速瓦解，坚持时间最长的反而是南京（它的陷落甚至在西京之后，并且期间击退了宋帝国的数次进攻），也许这个事实能够证明辽帝国的崩溃不是由于汉化过度导致所谓游牧民族战斗力的下降，而是汉化不足引起的中央政权疲软。

最后要谈谈契丹的余波——西辽，其创始者耶律大石即使从正史记载来看也是传奇式的契丹民族英雄，1122年他是那支坚守南京的杂牌军统帅，1123年他被金军俘获并在半年后成功脱逃，1124年他自立为王并离开了思路混乱的末代辽帝来到漠北重镇可敦城，1130年开始西征，1132年正式建国喀喇契丹，1134年取东哈拉汗朝可汗而代之并定都巴拉沙衮（今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附近托克马克以东楚河南岸），1137年击败西哈拉汗朝可汗，1141年击败塞尔柱克苏丹，同年不战而屈撒马尔罕，至此在伊斯兰汪洋中建立起了这个东达帕米尔西至咸海（花剌子模海）的中国桥头堡，这也是自唐帝国怛逻斯一役败于阿拉伯联军以来中国文明对伊斯兰世界最成功的反扑。

欧亚大陆是古代世界史的主要舞台，而辽阔的欧亚大草原则孕育了历史演进的阶段性力量——游牧民族，"他们的历史重要性不在于他们所建立的帝国，草原上大量的事例已经证明这些帝国都是昙花一现，他们的历史重要性在于他们向东、向西运动时，对中国、印度、波斯和欧洲所产生的压力"（《草原帝国》前言）。事实上，由于欧亚大草原的独特连续性，其结果是导致亚欧大陆两端的古老帝国常常在同一时段分崩离析，比如公元五世纪中国的五胡乱华和欧洲的西罗马帝国灭亡，又比如公元十三世纪成吉思汗蒙古人向东西两个方向的远征，而南方的农业帝国之间则常常为天然屏障所阻隔，当亚历山大东征至印度北部时，面对高耸的帕米尔高原也只得徒呼奈何。所谓的丝绸之路并不能从字面上理解为如今的亚欧大陆桥或是东方快车，这条路其实并不存在，有的只是散布于沙漠之中的点点绿洲，货物从中国来到罗马往往需要数年的行程和不计其数的转手，而其中为后世西方人所垂涎的惊人差价，历史上却是要供养沿途数十甚至成百个大小居民点的。

中国的古代史同样是中原帝国与草原骑手之间往来拉锯的血肉磨坊，所谓的汉唐雄风都是中原民族吸收了草原血液后的产物，此时的情形确是异族入侵和光复河山的循环往复。但唐五代之后的中国则呈现了一幅别样的图景，在东至辽河、西达玉门的汉唐传统疆域上，先后出现了北宋－辽、北宋－金、北宋－西夏、南宋－金、南宋－蒙古的对峙局面，对于这一未有先例的情形，后世史官们自然无力脱出一朝正统的思维定式，加上近现代出于种种现实目的而作的艺术加工，我们今日看到的一面是抵御外侮、英雄辈出的爱国颂歌、一面是奸臣当道、卖族求荣的悲剧场景，但历史的真实也许并不是如此。

《剑桥中国史》第六卷的标题是"Alien Regimes And Border States"，中译为"辽西夏金元史"，请注意，既然是Regime和State，那么他们还算是传统意义上的蛮族吗？唐帝国的历史重要性，并不仅仅在于它的赫赫武功，更在于其统治时期中国治理模式推广到了整个东亚地区，在大唐崩溃之际，其周边已无真正意义上的蛮族，从东北的渤海到西南的南诏，这些Border States都是按照唐帝国的组织架构进行统治的，取渤海而代之的契丹辽国、兴也勃亡亦速的女真金国、晚唐将领之后的党项西夏国同样也能归入上述之类。这些独立国家不但政治生活是中原化的，甚至民族构成都已经中原化了，如宋金战争中，金军除了12万女真主力，其余均是汉人部队（至少有15万＋3万水军），诚如本卷导言所概括的，"...我们若把宋对抗其敌人的战争视为纯粹的抵抗外族人的民族战争或种族战争，这是颇有疑问的。我们或许可以把以宋为一方，以辽、西夏、金或蒙古为另一方的战争看作中国内战的一种特殊形式，其中的一方是在外族统帅的指挥下作战，它配备了人数上略占多数的非汉人分队"。

当然对于蒙古帝国的性质应该分为两个时期讨论，在蒙哥汗死于合川钓鱼城下之后，同属拖雷系的忽必烈与阿里不哥进行了4年血腥的内战（1260－1264），在此期间，察合台、窝阔台、术赤等黄金家族诸系之间也是攻伐不断，此后的蒙古再也没有重新成为行政意义上的实体，而获胜的忽必烈虽然名义上还是蒙古帝国的大汗，但对于中国以外的部分再无发言权，此后的宋元战争就应该归入傅海波和崔瑞德所阐述的内战范畴了，至于铁木真－窝阔台－贵由－蒙哥时期的蒙古帝国么，不如把它看做是草原帝国的华彩终章吧～～

历史是什么？是帝王将相、改朝换代，还是社会发展、文化进步？中国的史学传统是倾向于前者的。“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史学自古以来便背负着这项重任，明清的历代帝王学习治国，便是从研读先皇们的起居注开始的，而这个"公共关系教材"的功用最早应该是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开始吧，当时似乎还没有撰写流水帐式起居注的惯例。其中，史官的个人影响力依然存在，但是较之司马迁著<史记>时每篇末尾直笔不讳的"太史公曰"而言已是大大退步了，若某位史官能够有违抗上意记录的行为，即使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也会被后人称赞一番。作为世界史上最稳定的文明之一，国人已经习惯了改朝换代，历史在史家眼中便是不断轮回的过程，这自然也符合中国主流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佛教影响，于是治史的唯一目的就在于实用性，在于指导"今上"管理偌大的国土与众多的小民，这个传统延续至今，便形成了多数国人眼中对于历史的错误认识——历史＝政治史。

当西方史学界已然跳出政治史的轩轾，将研究的热点转移到经济史和文化史的多年之后，我们的历史学家们仍然为普罗大众提供着陈腐的精神食粮，历史沦为了儿童读物、沦为了床边故事（不过凭良心说，各朝正史中的列传部分读来还是非常有趣的，本纪么就没啥意思了～～），当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叩开国门的时候，大家才奔走相告，惊讶的发现原来历史可以这么写。我本人接触现代的历史著作是大学一年级的时候，上下册的<全球通史>在同学间作为启蒙读物传阅，大家一致认为以往看的历史读物都可以付之一炬了，从那时开始，汤因比等西方史学大家的作品才开始陆续爬上我的书架，其中包括格鲁塞的<草原帝国>，也是一部对习惯了中原文化角度的我来说全新视角的杰作（尽管出版已六十余年）。全球史观的培养必得从高中生开始，所以当年前上海版新高中历史书事件沸沸扬扬之时，我对于教育部那些食古不化的老化石相当愤怒，"淡化阶级矛盾"，用如此荒谬的理由来否定这部花费了大量人力财力的教科书，只能说明背后的真实理由更见不得光。看看高丽棒子们的教科书吧（抱歉。。鄙人也犯了大国沙文主义了），当我们嘲笑韩国人夜郎自大的时候，自己也死抱着以中国为中心的教科书，是不是有点五十步笑百步的味道呢～～

唐玄宗时期尤其是安史之乱以后的藩镇问题是个相当有意思的话题，一方面藩镇的强大导致了唐帝国实质上的不复存在，中央的财政收入仅限于关中以及江南，而且南方的大动脉还要受到漕运沿线驻军的威胁，李愬雪夜袭蔡州的故事就是宪宗时期对于淮西节度使的一次成功打击，当然这样的成功相当少有～～另一方面藩镇也是稳定唐帝国架构的重要因素，藩镇的军队沿袭了玄宗朝开始的职业化趋势，无论在内战还是外战都是帝国仰赖的打击力量，这也是随后百余年中晚唐风雨飘摇却能支撑到黄巢时期的原因。

其间所谓的宪宗中兴是个巨大的变数，这位仁兄有点像汉朝的武帝，主要的政绩就是花光了老爸留给他的国库盈余（相隔千年的两位老爸也都是有名能攒钱的主～可惜未能切磋），中央的神策军此时处于战斗力的顶点，宪宗正是借助这支力量，加上在各大节度使之间连横合纵的手段，使得帝国的皇权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恢复，本人也饱受后世史家的好评。不过从现在的角度看，节度使权力的削弱长远而言并不是好事，宪宗朝对于藩镇的打压主要通过限制节度使的财权军权，同时扩大地方刺史的军权实现，原本节度使可以调动全镇的军队并截留税收，现在从理论上却只能管辖镇治的数千兵马，实际上虽然没有那么严格，但是作为应急反应的打击力量肯定是下降许多，而且此举使得节度使们对于中央的离心倾向更为严重，在后期的叛乱中甚至有地方节度使对于叛军网开一面以祸水外引，这些都为黄巢同志的巨大成功埋下了祸根。诚然唐朝的衰亡不可避免，不过宪宗中兴这剂猛药也许是晚年的唐帝国所无法消受的吧，这次短暂的皇权回归耗尽了帝国最后的本钱，也把藩镇制度的性质向五代推进了一大步。